政法要闻
追记宁德中院民一庭法官黄建方
2020-07-28 19:29作者：2016-3-4来源：
“身为法官不仅要善待当事人，耐心听取当事人意见，友善和气对待当事人;更要秉持客观公正，正确审理好案件。因为法官的一生中，会审理无数个案件，但是当事人的一生可能就只有这个案件，而恰恰这个案件影响着当事人对法院是否公平正义的观感，也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。” ——黄建方
两大一小三双鞋齐齐整整地摆在玄关处，不远处的墙上挂着一家三口的合照，脸上的笑容幸福而甜蜜。再往里是卧室与书房，堆放在书桌上的法律专业书籍摇摇欲坠。但今天，它们的主人黄建方却缺席了。他走了，离开他割舍不下的亲人，离开他深爱的法官岗位。
3月1日晚，记者来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黄建方的家中，看着猝然离世的爱人，妻子林敏含泪说：“我从来没想过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，这么突然。”
时间回到2009年7月9日。当天上午8时，黄建方提早到办公室，因为半个小时后他主审的一个案子要开庭。由于案子还有几处争议，他想利用开庭前的这半个小时与同事再研究分析一下。8时10分，参与审理该案的同事到齐了，黄建方合上案卷材料，往领导办公室走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晕眩感袭来，黄建方当场倒在了办公室门口。
“真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大家开庭了。”在被同事送往医院救治后，醒过来的黄建方第一句话就是担心自己耽误了大家的工作。但也许是意识到这次昏厥并不简单，在同事离开后，他给身在福州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，没有太多言语，只是说他住院了，让妻子回宁德一趟。
当天下午6时左右，病床上的黄建方似乎并没有多大好转。晚餐后，他突然对妻子林敏说：“我有点想吐。”话音未落，一口鲜血便从口中呕出，随即休克。后经确诊，原来是肝硬化导致的严重上消化道大出血，医院当晚发出了一张病危通知书。
面对犹如死亡判决书的病危通知书，妻子林敏六神无主，心里唯有默默地祈祷。
“从晚上7时到11时，4个小时的抢救时间，我两次收到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。万幸的是，他当时还是挺了过来。”林敏回忆说，当得知这个好消息时，她眼泪浸满了眼眶。
人是抢救过来了，但这次大难，黄建方却还是没有躲过去。
“肝病迁延已久，肯定早有症状。”眼前这位刚失去亲人的中年女子，眼泪再次夺眶而出，沙哑的声音里透出了对自己疏忽大意的懊恼，对丈夫不及时就医的些许埋怨。
“2009年出院时，一米七个头的建方，体重只剩下102斤。当时医生就一再叮嘱，肝病重在休息，不可操劳，更不能思虑过度。我们一再劝他，可他嘴上应承着，转身就又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。”林敏含泪告诉记者，如果2011年她不答应黄建方重回岗位;如果2015年8月黄建方及时体检;如果2015年12月他立刻就医……也许噩耗就不会来得这么快。
这时候的林敏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能够再给她和丈夫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但这一切仅仅只是林敏的美好想法而已，因为就算时光倒流，她也深知丈夫的选择是什么。
采访中，林敏回忆起了这么一件事。
2015年暑假期间，黄建方求着林敏给自己当回老师，教他小学一年级的拼音。目的就是为了能提高自己书写法律文书的打字速度。也正是因为拼音不好，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黄建方要靠妻子帮他打字，而他负责口述。
同年8月，黄建方多次感觉身体不适。民一庭庭长余梓安知道后，建议其申请调至相对轻松的后勤部门，但黄建方却总说：“这两年案件多，我走了，庭里就少了一名办案法官，我还挺得住。”
当年11月，在家人与同事的多次催促下，黄建方这才抽了个空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，结果是有恶化趋势。
“看到这个结果时，我当时就要求他必须休假，但他担心住院会影响年终结案，迟迟没有落实。”学医出身的余梓安深知黄建方的情况已不容许他再在审判一线，20余年的同事情分，令他为黄建方的健康担忧。
“12月中旬，在家人和同事的‘半强迫’下，建方才向我提交了请假条。可之后两周，他还是每天到岗工作。”看着余梓安手中的开庭记录，直至12月28日，黄建方仍坚持开庭审理案件，当月结案数显示为13件。而自2011年底重回工作岗位至2015年底，黄建方共主审审结各类民事案件210件，参加合议案件366件。
2016年1月4日，在处理完手头所有案件后，黄建方这才想起来自己该去住院了，并于1月20日接受手术。2月28日晚9时30分，因术后愈合不良，并伴有心脏衰竭，52岁的黄建方来不及给家人和同事留下一句话便与世长辞了。
“在我10多岁时，爸爸还只是一名书记员。那时候为了做好速录工作，他常常带着我描摹字帖。到我念初中时，爸爸接手的案子多了，时不时就有案件当事人找上门。只要透过猫眼看到敲门的是当事人，我和妈妈就要一起当哑巴，连呼吸都得放低音量。上大学后，我离家的时间多了，与爸爸相处少了，但每次回家，总能看到他在研究不同的法律文献。在我心目中法官应该就是爸爸这样的。”黄建方的儿子黄翔宇拿起他买给父亲的那双鞋，端正地摆放到遗像下，希望父亲前往天堂时也一路走好。
结束采访前，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罗雄告诉记者：“建方是个任劳任怨、扎实肯钻研的好法官，早在2002年他就被市委、市政府评为全市综治先进个人，所在合议庭也曾荣立集体三等功，他长期带病工作，还能主动钻研业务。他最后一次来找我，还是为了汇报他所提出的有关案件审判过滤机制的相关想法。”
两大一小三双鞋齐齐整整地摆在玄关处，不远处的墙上挂着一家三口的合照，脸上的笑容幸福而甜蜜。再往里是卧室与书房，堆放在书桌上的法律专业书籍摇摇欲坠。但今天，它们的主人黄建方却缺席了。他走了，离开他割舍不下的亲人，离开他深爱的法官岗位。
3月1日晚，记者来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黄建方的家中，看着猝然离世的爱人，妻子林敏含泪说：“我从来没想过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，这么突然。”
时间回到2009年7月9日。当天上午8时，黄建方提早到办公室，因为半个小时后他主审的一个案子要开庭。由于案子还有几处争议，他想利用开庭前的这半个小时与同事再研究分析一下。8时10分，参与审理该案的同事到齐了，黄建方合上案卷材料，往领导办公室走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晕眩感袭来，黄建方当场倒在了办公室门口。
“真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大家开庭了。”在被同事送往医院救治后，醒过来的黄建方第一句话就是担心自己耽误了大家的工作。但也许是意识到这次昏厥并不简单，在同事离开后，他给身在福州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，没有太多言语，只是说他住院了，让妻子回宁德一趟。
当天下午6时左右，病床上的黄建方似乎并没有多大好转。晚餐后，他突然对妻子林敏说：“我有点想吐。”话音未落，一口鲜血便从口中呕出，随即休克。后经确诊，原来是肝硬化导致的严重上消化道大出血，医院当晚发出了一张病危通知书。
面对犹如死亡判决书的病危通知书，妻子林敏六神无主，心里唯有默默地祈祷。
“从晚上7时到11时，4个小时的抢救时间，我两次收到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。万幸的是，他当时还是挺了过来。”林敏回忆说，当得知这个好消息时，她眼泪浸满了眼眶。
人是抢救过来了，但这次大难，黄建方却还是没有躲过去。
“肝病迁延已久，肯定早有症状。”眼前这位刚失去亲人的中年女子，眼泪再次夺眶而出，沙哑的声音里透出了对自己疏忽大意的懊恼，对丈夫不及时就医的些许埋怨。
“2009年出院时，一米七个头的建方，体重只剩下102斤。当时医生就一再叮嘱，肝病重在休息，不可操劳，更不能思虑过度。我们一再劝他，可他嘴上应承着，转身就又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。”林敏含泪告诉记者，如果2011年她不答应黄建方重回岗位;如果2015年8月黄建方及时体检;如果2015年12月他立刻就医……也许噩耗就不会来得这么快。
这时候的林敏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能够再给她和丈夫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但这一切仅仅只是林敏的美好想法而已，因为就算时光倒流，她也深知丈夫的选择是什么。
采访中，林敏回忆起了这么一件事。
2015年暑假期间，黄建方求着林敏给自己当回老师，教他小学一年级的拼音。目的就是为了能提高自己书写法律文书的打字速度。也正是因为拼音不好，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黄建方要靠妻子帮他打字，而他负责口述。
同年8月，黄建方多次感觉身体不适。民一庭庭长余梓安知道后，建议其申请调至相对轻松的后勤部门，但黄建方却总说：“这两年案件多，我走了，庭里就少了一名办案法官，我还挺得住。”
当年11月，在家人与同事的多次催促下，黄建方这才抽了个空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，结果是有恶化趋势。
“看到这个结果时，我当时就要求他必须休假，但他担心住院会影响年终结案，迟迟没有落实。”学医出身的余梓安深知黄建方的情况已不容许他再在审判一线，20余年的同事情分，令他为黄建方的健康担忧。
“12月中旬，在家人和同事的‘半强迫’下，建方才向我提交了请假条。可之后两周，他还是每天到岗工作。”看着余梓安手中的开庭记录，直至12月28日，黄建方仍坚持开庭审理案件，当月结案数显示为13件。而自2011年底重回工作岗位至2015年底，黄建方共主审审结各类民事案件210件，参加合议案件366件。
2016年1月4日，在处理完手头所有案件后，黄建方这才想起来自己该去住院了，并于1月20日接受手术。2月28日晚9时30分，因术后愈合不良，并伴有心脏衰竭，52岁的黄建方来不及给家人和同事留下一句话便与世长辞了。
“在我10多岁时，爸爸还只是一名书记员。那时候为了做好速录工作，他常常带着我描摹字帖。到我念初中时，爸爸接手的案子多了，时不时就有案件当事人找上门。只要透过猫眼看到敲门的是当事人，我和妈妈就要一起当哑巴，连呼吸都得放低音量。上大学后，我离家的时间多了，与爸爸相处少了，但每次回家，总能看到他在研究不同的法律文献。在我心目中法官应该就是爸爸这样的。”黄建方的儿子黄翔宇拿起他买给父亲的那双鞋，端正地摆放到遗像下，希望父亲前往天堂时也一路走好。
结束采访前，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罗雄告诉记者：“建方是个任劳任怨、扎实肯钻研的好法官，早在2002年他就被市委、市政府评为全市综治先进个人，所在合议庭也曾荣立集体三等功，他长期带病工作，还能主动钻研业务。他最后一次来找我，还是为了汇报他所提出的有关案件审判过滤机制的相关想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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